如果有一个花园承载了无数代雅典人的记忆，那一定是坐落于雅典市中心、毗邻希腊议会和宪法广场的雅典国立花园。
雅典国立花园的诞生与希腊首位国王奥托一世的妻子阿玛利亚女王脱不开关系。据说，阿玛利亚女王对花园和植物有着“痴迷的热爱”。花园建成后，她差人从欧洲其他国家、北非国家和希腊全境移植了超过1.5万种观赏植物，而且每天至少花3个小时亲自照顾它们。从那时起，日常维护花园就成为阿玛利亚家族的传统之一。之后，花园由法国园丁巴罗特和巴伐利亚农学家施密特管理，并由德国植物学家弗拉斯主持扩建。
为纪念阿玛利亚女王对公园的贡献，公园主入口设在了其种植的高耸入云的华盛顿棕榈树前面，入口处的大街也被命名为阿玛利亚大街。
其实，这个公园的历史远比阿玛利亚女王时代更为久远。在古希腊时代，花园通常泛指花草、鸭群、池塘、小巷、夏季剧场云集的地方。至于雅典国立花园原址，则是古希腊哲学家、植物学家、亚里士多德学派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私人花园。
如今，雅典国立花园已经发展成为拥有鸭塘、动物园、植物博物馆、图书馆、游乐场等众多设施的地标性历史文化遗址。在公园入口处，总能看到街头小贩为路人和游客提供当地传统美食“塞萨洛尼基芝麻面包（koulouri）”；街边的售货亭功能齐备，随时准备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各种要求。
步入公园可以看到，有人在浓密的植被间悠闲散步，有人惬意地倚在桉树荫下的长椅上阅读，有人在开阔的草地上嬉戏，有人席地而坐高谈阔论，亦有尚未“成熟”的爱情在这里肆意生长。
栖身于喧杂的城市中，见证着一代代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雅典国立花园有如躁动与宁静的结合体，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记忆，为所有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了一片宝贵的心灵绿洲。
对于人类来说，雅典国立花园是特别的；对于生活在这里各式各样的生物来说，这里更是不可或缺。
雅典国立花园的植被种类繁多，既包括典型的地中海物种，也涵盖了许多外来植被物种，其中个别珍稀植物甚至已经在外界灭绝，只在国立花园中幸存。
根据希腊政府测算，雅典国立花园共有约7000棵树、4万株灌木和其他植物，分属519个物种，其中102种原产于希腊本地，其余均来自各个大洲，例如来自华盛顿的棕榈树、澳大利亚的松树、中国的臭椿、原产于热带的商路属植被等。这些植被犹如花园中的“纪念碑”，一直“流传”至今。包罗万象的植物“全球化”不仅为公园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而且也成为希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延续的珍贵宝库。
鉴于雅典国立花园在历史、建筑、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多种重要性，尤其是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价值，希腊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花园维护，并出台法律为其建立特殊的保护制度。2002年，希腊政府出台第3028号《保护古物和文化遗产法案》，以加强希腊的文物和遗产保护；2011年，发布第49号政府联合公报，将雅典国立花园纳入历史遗址保护范畴。
近年来，随着希腊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雅典国立花园作为市中心最重要的城市绿肺，扮演起愈发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希腊政府专门建立了国家公园动态数据库，统计植被的位置、高度、年龄等信息，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技术收集和监测土壤、空气、温度和湿度等关键指标。这些技术不仅能帮助有关部门更好统计和掌握花园中植物的情况，及时发现并保护处于不良生存状态的植物，还能够有效计量并发挥公园的环境价值，例如通过收集分析植被的遮阳效果、光合作用、空气净化能力等数据，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雅典国立花园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历史跳动着的心脏，是净化城市与心灵的绿肺，是远离了喧嚣的宁静之地，是孕育了众多生命的摇篮。
正如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在1939年旅居希腊时所称赞的：“这个公园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中，达到我今生到访的所有公园无法比拟的长度。它的精髓和灵魂在于让人仿佛置身画中，置身于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曲俊澎）
（原题目：承载历史与文化的生物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