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发达经济体希腊因偿债能力问题评级较低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但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显著提升。”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科院世经政所)张明研究员在“2018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发布会上表示。据悉,这已经是张明研究员和王碧珺团队连续第五年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

中企海外投资外部风险显著提升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多次因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因素而遭遇挫折。例如,2018年1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司蚂蚁金服和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共同宣布,因未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相关并购事宜正式终止。蚂蚁金服向速汇金支付3000万美元解约金。

此外,例如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下,特朗普总统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直接驳回了中资背景的峡谷桥基金(Canyon Bridge)对于半导体公司莱迪斯(Lattice)的收购案;德国经济部重新评估福建宏芯基金6.76亿美元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最终导致福建宏芯基金对爱思强的收购要约失效。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与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风险评级体系包括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个维度、共41个子指标,涉及57个国家。

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团队,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全面和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该评级体系通过提供风险警示,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了参考。

该评级体系纳入了57个评级国家进入样本,全面覆盖了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3.5%。这57个评级样本中还包括了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99.89%。

沿线国家低风险级别仅有新加坡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低风险级别(AAA-AA)仅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A-BBB)包括27个国家,占35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高风险级别(BB-B)包括7个国家。

“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有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匈牙利和希腊五个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评级结果普遍好于新兴经济体,最终得分比新兴经济体高12.8%。在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和社会弹性四个指标的表现都好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政治风险和经济基础,平均得分分别比新兴经济体高30.9%和19.2%。但是希腊虽然作为发达经济体,受债务危机影响,偿债能力低于新兴经济体,因此级别评定较低,需要加强防范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多为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差;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政治风险较高;而且内部社会弹性和偿债能力也较低。但是新兴经济体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得分高于发达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关系得分比发达经济体高出13.3%。

目前,国内各界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仍然存在一定的疑虑。从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团队的评级结果来看,低风险评级国家仅有新加坡一家,高风险评级国家也只有7家,其余的28个国家均为中等风险国家。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然可采取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根据国家风险水平的不同适当调整投资决策的策略。

总体评级结果:金砖国家表现整体有所下滑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在AA级及以上的低风险组别中,全部为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对华关系得分进一步下降,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双边贸易和投资依存度的下降,二是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背景企业的投资仍然怀有警惕,担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威胁东道国的国家安全。整体来看,全球贸易放缓和投资下滑的趋势令人不安。

对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非常明显,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进程,进而影响直接投资的环境。新兴经济体中排名最高的阿联酋是第13名,为中等风险级别。金砖国家的表现整体都有所下滑,其中南非下降7名,巴西下降3名,俄罗斯下降2名,印度保持不变。

尽管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风险整体高于发达经济体,但未来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还可以满足中国对外投资中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的动机。2017年,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向好的过程中仍然有隐忧,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全球经济复苏拉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有助于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国家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不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排名上升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为泰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上升了12名。

泰国经济基础、社会弹性、偿债能力三项指标均有所好转。其中,泰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泰国的外债偿还能力大幅增强,外汇储备积累迅速。此外,泰国政府针对资本和人员的管制、商业管制相对放松。多重原因造成泰国投资环境提升十分显著。

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仍然维持一般水平,但对社会管制程度有所下降。并且两国在2017年签署了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协议,双边经贸关系也有所提升。不过,政治风险仍然是塔吉克斯坦不可忽视的因素。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基础、偿债能力均有所上升,对华关系也有提升,但政治风险仍然需要关注。乌政府制定了2017—2021年五年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计划如果能高效完成,将提升乌经济在创造优质就业岗位和保障稳定增长方面的能力。(蔡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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